方志文獻是方志檔案建設過程中的基礎性資源，確切地說，是方志檔案的基本來源。方志文獻與方志檔案在表現形式上、內容上和范圍上具有同質、交集和交叉的特征。同質性是指，方志檔案本身就是方志文獻，而方志文獻中的精華部分構成了方志檔案。交集性與交叉性是指，方志文獻的涵蓋范圍遠遠大于方志檔案的外延，方志檔案僅僅是方志文獻中地位重要、保存價值高、貢獻率大的歷史記錄和文獻。在浩瀚的方志文獻中，不斷發現、總結、研究出來的新價值史料、能夠佐證相關重大歷史事件的新資料、能夠互相印證某種歷史現象的分散材料組合等，均是被不斷尋找和逐一認定為“寶貝”的方志檔案。只有不被重視的方志文獻，只有未經過研究開發的方志文獻。方志文獻轉化為方志檔案，是方志檔案資源建設的基本途徑和主要方式。基于此，方志檔案的“二重性”就表現為，它既是方志文獻，又是方志檔案。

　　在現有地方志和檔案行政管理體制下，方志文獻和方志檔案分別由方志館和檔案館收藏保存。方志館和檔案館作為不同界別的行政管理部門，分別實施不同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措施。由于方志檔案先天的“二重性”，造成了方志文獻資源主管部門和方志檔案主管部門工作職責范圍的交集與工作職能上的交叉。方志檔案既可以成為方志行政管理的對象，也能夠成為檔案行政管理的對象。方志文獻是否被認定為方志檔案以及如何認定，成為解決這一方志檔案實踐中現實矛盾的焦點問題。

　　方志檔案在行政管理視域下，具有爭奪性和競爭性。方志檔案先天的“雙重性”，演變為方志檔案實踐發展過程中的“雙重性”——稀缺性和競爭性。檔案界和方志界爭奪方志檔案資源將成為必然趨勢，方志檔案資源的稀缺性會同時給檔案界和方志界的基礎工作帶來現實挑戰與客觀壓力。此外，一些具有方志檔案收藏及研究性質的學會、研究會、研究基地等社會團體，對方志檔案資源的競爭性爭奪會加劇方志檔案資源的市場稀缺性和資源有限性，導致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在方志檔案資源建設工作中出現一定阻力和困難。

　　如果從宏觀業務角度來看，檔案界“依法建檔”，方志界“依法修志”，各自業務范圍涇渭分明，分界清晰。然而，社會主義檔案事業與社會主義新方志事業是有機統一的，兩者必然存在業務流程上的接續與交集。從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對象共同性來看，檔案事業與方志事業的服務宗旨是一致的，服務對象是同一的。從內容角度分析，“依法治檔”是社會主義檔案事業管理工作，“依法治志”是社會主義新方志事業管理工作，“依法治檔”與“依法治志”都是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共同組成。基于方志檔案之雙重性，“治檔”與“治志”出現職能職責上的交叉重疊與業務上的交集。以檔案執法和方志執法為例，針對某一具體的以方志檔案為對象的行為活動，行政執法這種拘束性行政行為應當由哪一個部門做出，是檔案行政管理部門還是方志行政管理部門？

　　首先，以方志檔案和方志文獻的外延為基點，方志執法的對象范圍是包含方志檔案在內的所有方志文獻，而檔案執法的對象范圍則是包括方志檔案在內的所有檔案資料。

　　其次，以方志檔案為中心視角，方志檔案管理工作的雙主體——檔案主管部門和方志主管部門，其競爭性的方志檔案資源是一個方面，而方志檔案執法是另一個方面。具體而言，檔案界和方志界對于方志檔案的競爭是未被獲取和登記的方志檔案文獻，即是尚未納入到各自管理范圍的文獻資料。方志檔案執法針對的是經過行政管理部門收藏或登記程序的方志檔案資料，這是方志檔案執法工作中容易出現爭議的地方。

　　再者，依照方志檔案管理的現行方式“誰保存誰負責”，即經過檔案主管部門認定和保存的方志檔案資料由檔案工作部門主管，方志檔案執法工作也由檔案工作部門執行，而經過方志主管部門認定和保存的方志檔案資料由方志工作部門主管，基于此范圍的方志檔案執法工作由方志工作部門來執行。

　　最后，對于那些尚未納入到檔案工作視野和方志工作領域的文獻資料，尤其是包含潛在歷史價值、具有特殊社會貢獻、能夠首次證明某些歷史事件或者特殊時期歷史現象的珍貴文獻和寶貴資料，保護是第一位的。方志檔案執法無論由哪個部門來執行，都以方志檔案資料的保護和最小化流失為主旨。若以方志檔案的開發利用為視角，檔案工作部門、方志工作部門、圖書館工作部門、情報工作部門等多領域、多行業和歷史學、管理學、統計學、經濟學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均對方志檔案有研究需要，方志檔案研究能夠為實際工作提供相當程度的實用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方志檔案執法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大環境與方志檔案工作整體化、系統化和科學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依法治檔”與“依法治志”體現的是檔案界和方志界在業務上的互相配合與相互銜接，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上的統一。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博士后 張晨